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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年代进步中国家的困境与出路

   日期:2021-07-20     来源:www.558zj.com    作者:未知    浏览:648    评论:0    
核心提示:[摘要]进步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

[摘要]进步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西方发达国家借用跨国公司,借助三大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拓展“国家瘦身运动”,推行媒体帝国主义,借重美国的军事霸权,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精巧布局,结果导致进步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降低、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企业的倚赖程度增加、资财被西方劫掠等紧急后果。

对此,进步中国家要不断健全社会生产方法,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逐步改变强加给进步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全方位推进南南合作,努力达成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进步中国家;资本主义;困境;出路。

关于进步中国家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界众说纷纭。进步中国家又称第三世界国家,两者在外延上大体一致,涵盖亚、非、拉美及其他区域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主如果个国际政治定义,而进步中国家主如果个国际经济定义。目前通行一种划分国家的办法,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变化中的世界分为三类型型的国家,即发达国家、进步中国家、转型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本文用“进步中国家”[论文网]

定义主如果从世界经济层面剖析问题。

进步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也是当代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一支要紧力量。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现实情况是进步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边缘化了。进步中国家要力争让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变得符合自己利益,促进全球化朝着普惠、均衡的方向进步,就需要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深思。只有准确把握进步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程,才能找到达成共赢共存的全球化、建设一同兴盛的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

1、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巧妙地进行了全球布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准确论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推进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竞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法”[1](P388)。全球化绝不是自然产生,“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P28)。因而,经济全球化出现如此的结果也不意料之外:“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抹杀的世界体系。”[3](578-579)这种被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根据如下方法展开。

(一)借重跨国企业的全球化议程维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跨国公司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年代,跨国公司有祖国,它们在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通常都得到母国的资金支持与商业的、政治的甚至军事政策的庇护。它们凭着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携手跨国垄断金筹资本把进步中国家的“市场”以最新的形式连接起来,以达到通过塑造和控制进步中国家人民的需要和欲望来影响全球市场和鱼肉全球百姓的目的。比如,在农业范围,它们窃取甚至掠夺进步中国家的种子资源,控制粮种,威胁进步中国家的种子产业,操控全球的谷物贸易,借助转基因食品打压进步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市场。在工业范围,它们牢牢控制了全球具备策略意义的范围或部门,同时借助国际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场,打压进步中国家有竞争优势的民族产业;借助“转移生产线策略”,有意将污染紧急的企业转移到进步中国家;在社会生活范围,它们与部分进步中国家的专制政府沆瀣一气,压制人民追求民主权利和需要改变民生的各种努力;有意将母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输入到进步中国家以进行文化渗透,等等。总之,跨国企业的全球化议程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发进步中国家的市场、收益回流西方的单行道,推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进步。

(二)借助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

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由发达国家拟定,进步中国家处在被动同意的处境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着不适当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为发达国家搜刮进步中国家的资源、打压进步中国家某些产业提供了很大便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发挥着支配性有哪些用途,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干涉美国的立法程序,WTO成了达成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美国等西方七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依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的机制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4](P45)IMF的领导人一般由美国指定一个代表担任,所有IMF的实行主管都是欧洲人,进步中国家被排除在管理层以外。世界银行(WB)成立以来的九任行长都是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5](P169-170)WB和IMF都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协调、保护发达国家的一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头利益是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6](P169)而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少,制约着进步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在这部分组织中的话语权。

(三)通过“国家瘦身运动”削弱进步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自主权。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噪“民族国家过时论”

和国家主权“弱化论”,打造起服务于资本全球化收益至上逻辑的政治策略。为此,它们在国内取消西欧式福利国家规范,同时需要进步中国家精简政府职能,降低对经济活动的干涉,有意维持肯定的失业率;在国际上取消支持进步中国家进步的政策,将资金主要不是投向生产范围,而是投向信贷和金融范围。这部分做法不只增加了进步中国家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困难程度,而且加深了进步中国家经济进步对外资的依靠程度。这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后目的仍然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保障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由于追逐资本利益需要维持政治上的一致性。[7](PXIV)西方发达国家还依赖国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经济进步不容易遭到来自弱权势量的角逐对手的挑战。

比如,在长达200多页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中,只有一页谈到真的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谈特谈美国资本主义不容许遭到角逐对手的挑战。欧盟坚持要进步中国家同意它们的工业品,而它们自己却对本国的农商品进行补贴并不断对来自进步中国家的农商品征收重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动辄指控进步中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8](P29)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进步中国家指手画脚。它们还通过“颜色革命”培植对国际垄断资本百依百顺的政府。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策略的背后,暗含着发达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让进步中国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国垄断资本的铁蹄下,假借他国政府之手豪夺进步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就。

(四)推行“媒体帝国主义”,构筑阻隔进步中国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蚕食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阵地,试图从根基上销蚀进步中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可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网络、书本、刊物、广告等方法进行文化商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营销推广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进步中国家一些人尤其是青年的生活方法、思维方法、行为方法与文化消费倾向。同时,锻造隐形的信息交互互联网,向进步中国家“倾销”信息,如数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持这部分信息交互网路的主要端口;西方的商业公司是主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购买者;传媒商品的趋同化和数字化又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强势地位。这种信息交互的“单行道”帮助西方搞“图像外交”,结果使新闻报道过程出现失衡化,进步中国家的声音非常难被听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还有意塑造不利于进步中国家的国家形象。美国媒体对穆斯林世界的报道向来有失公正,这使得美国64。9%的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9](P369)“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媒体竞相炒作;“种族清洗”

被西方媒体用来描绘波黑的种族冲突;中国的台湾区域被西方媒体定格为“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报道,等等,都达到了扭曲进步中国家的国家形象、掩盖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的目的。总之,西方媒体动用所有方法有意塑造有益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区域的舆论环境,同时消解资本主义边缘区域对中心区域的抵制情绪,以达到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

(五)借助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

在全球化年代,美国强化在进步中国家的军事存在,绝不是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区域的表现就像是个战争罪犯。资本主义用驱逐、大屠杀、强迫劳动和贩卖奴隶等办法来打开进步中国家的市场,掠夺进步中国家的财富。假如说跨国公司打开掠夺进步中国家资源的大门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话,那样美国动用军队发展全球市场,其策略意图就图穷匕见了。美国军队在维护西方列强对进步中国家的压制和威慑方面发挥着独特用途。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区域屡次采取“杀鸡儆猴”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将一些区域强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通过加盟人深化对这部分区域的剥削。在中东,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强在进步中国家的心脏地带打造的一个资本主义飞地。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将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10](P90-93)。美国的军队征服行动是导致部分进步中国家和区域动荡、贫困的根源之一。

总之,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在事实上导致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进步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进大家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进步中国家的真实处境。

2、经济全球化给进步中国家带来紧急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进步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大家发现,全球化给进步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进步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降低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著名的“从是”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是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是西方。”[11](P277)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觉到了广大进步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进步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进步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进步中国家集体权益的77国集团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拓展了卓有效果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进步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要紧舞台。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进步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进步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困难程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进步中国家的声音变得愈加微弱。尤其是近期20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益于维护进步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进步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愈加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进步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进步中国家,不只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进步的每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比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区域的9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6%,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79%,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58%,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7%,拥有些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74%。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12亿人口只能推荐世界消费总额的1。3%、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4%、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5%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1。5%。[12](P77)发达国家还向进步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导致大部分人的存活环境全方位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进步中国家的资本则少不少。推行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减少了工作的不稳定性。[13](P41)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进步中国家降低贫穷和达成进步的重要性障碍。

第三,进步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20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进步时期,为了继续借助进步中国家便宜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得巨大回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进步中国家转移部分产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着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学会着全球产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得收益的部分,结果致使“生产遍及全球,收益流回西方”。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收益至上才是最主要的。进步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比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本钱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12USD,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12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价格是每双130USD。一名印尼女工天天的收入只有2。26USD,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越60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些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未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14](P158)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区域劳工,已成常见现象。

第四,进步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企业的倚赖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去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法直接剥削外,还披着“常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进步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进步中国家的优质农商品的常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导致进步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商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愈加有益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进步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收益,结果导致进步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企业的深度依靠,也在一定量上加深了进步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商品的依靠。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与随后引发暴乱,2005年以由来粮食价格上涨在进步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年代,这种依靠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进步中国家的贫困化。

第五,进步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20世纪中叶,金筹资本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示了肆虐进步中国家的独特功能。60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进步计划因各种缘由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与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进步型对外援助最后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强了对进步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拟定,这种机制加剧了进步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进步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很多进步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竞价推广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尤其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进步中国家很多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能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重压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进步中国家的债务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982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75%。[15](P41-44)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9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4倍。[16](P23)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进步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方法。

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进步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获得的财富,借用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进步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进步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就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30年前的情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

总之,进步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进步环境,但这并不势必意味着进步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进步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部分的进步中国家的人民推荐全球化的成就,逐步达成共赢共存的全球化。

3、进步中国家达成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的。

不断健全社会生产方法,这是进步中国家达成进步目的的根本首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年代,中国独特的进步道路展示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法变革带给生产力进步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这为其他进步中国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随着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是由于中国抓住了历史机会,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经济规范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广大劳动人民真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为当代中国进步进步奠定了规范基础。中国近30年分阶段达成我们的进步目的,都随着着社会生产方法的不断健全。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很多国家,正是错过了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最好机会,这致使后来生产力的进步一直难以摆脱生产关系的掣肘,甚至出现有增长无进步的尴尬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转型国家因为错误变革了社会生产方法,社会规范蜕变到资本主义,到今天没带给这部分国家和区域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进步愿景。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虽然倡导通过推进国家改革来达成社会主义,但对变革社会生产方法的重要程度认识不深,再加上缺少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手段,这使得拉丁美洲的进步既遭到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掣肘,又遭到具体进步体制的羁绊。

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是进步中国家努力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全球化是历史时尚。进步中国家只有全方位应付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存活。在政治上,进步中国家要在维持稳定的首要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要坚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特别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文化上,要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进步文化生产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尤其是美国文化霸权。同时,进步中国家还要不断积累参与、拟定和修改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打破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的实质本领,掌握借助规范保护自己利益。在国际贸易范围,走出WTO框架内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困境,需要广大进步中国家致力于健全WTO的现行机制,做世贸组织的推进者;强化WTO争端解决机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健全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机制;改进并加大互联网在线活动,尤其是促进WTO秘书处员工和公众的协商与对话,同时把一部分议事程序对公众开放,同意成员国一同监督;依赖集体的力量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在国际货币范围,反对USD在该体系中的霸权,继续反对石油USD;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投票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组织的管理层结构、大幅度增加IMF的基本投票权并打造使基本投票权维持在合理水平的机制);继续反对IMF为成员国提供贷款时要附加条件等做法;在国际金融范围,敦促世界银行将贷款计划与其进步目的吻合起来[17](P3);继续推进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反对世界银行议程实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独断专行的行为[18](P45),尤其是反对世界银行需要受援国降低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做法。总之,只有掌握用“两条腿”走路,进步中国家的可持续进步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逐步改变强加给进步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这是冲除进步中国家进步障碍的重要之举。进步中国家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推荐全球化成就的内在动力,因而一直存在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积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有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缘由,不应当到大家的头脑中,到大家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探寻,而应当到生产方法和交换方法的变更中去探寻;不应当到有关的年代的哲学中去探寻,而应当到有关的年代的经济中去探寻。”[19](P617-618)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国际资金投入范围,有益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的存在,不只为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对进步中国家转移金融危机的后果打开了便捷之门,而且也加深了进步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靠。当今世界三大主要国际性金融和经济组织操控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之手,现行的游戏规则维系着西方跨国公司与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各种花样翻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肆无忌惮的经济霸权主义、遍及资金投入范围的经济实用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交往方法的落后使得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全球化对那些国家和区域的人民来讲仍然是梦想。因此,唯有按部就班地采取针对性手段,探求可以融合多国国内规则的国际新规则,才能改变国际经济交往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南北差距。

全方位推进南南合作,这是进步中国家破解进步困境的务实之策。进步中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进步中国家要进步,就需要不断加大自己合作”[20](P817)。

只有进行广泛全方位的合作,在生产、贸易、资本、市场、科技、文化、教育、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很多范围进行合作,抓住南南经济合作这一重要,才可以做到优势互补,逐步增强进步中国家的整体进步能力和实力,才能实质性地重新启动南北谈判和推进南北合作早日走向正轨。为此,要夯实进步中国家之间的地区性和次地区性经济合作;要借助进步中国家首脑会议(如“77国集团”、“24国集团”、“21国集团”、亚非峰会)这部分平台强化“各种文明的对话”这一世界重大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要借助“G20”这个如今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切实加大进步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方面的合作,逐步扩大进步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进步中国家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敦促联合国及其常设机构(如联合国贸易与进步会议)打造愈加公正、适当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现在条件下,进步中国家要举集体之力,争取让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债务问题、进步援助、环境保护等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上做更大让步。

总之,需要全球社会一同努力,打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打造公平、正义、合作与和平的全球秩序,最后达成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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